产业链稳定性安全性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加分

产业链稳定性安全性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加分

周靖宇/制图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改变外贸竞争考量因素的权重。今年前7个月中国进出口的国际份额有所提升,印度纺织订单回流中国,被各大财经媒体争相报道。

这些现象是否可以看作是对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证伪?当前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加之疫情影响,全球国际分工和贸易逻辑将如何演变?证券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于春海教授。

印度纺织订单

转至中国是特例

据染整专业网站消息,近几个月以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印度多家大型出口型纺织企业无法保证正常交货,已经有多个本来在印度生产的订单转移到我国生产,其中毛巾、床单等产品订单量较大。随后,中国纺织网也传出消息,已有多个本来在印度生产的订单转移到中国生产,这导致国内不少服装制造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的5月份。

于春海认为,纺织订单从印度向中国转移是特殊时期的特例。疫情发生后,印度在防控方面迟迟无法做到有效控制,导致生产能力不足,进而需要将订单转向中国或其他国家。而放眼全球,当前无论从疫情防控效果、还是纺织品生产供给能力来看,中国都成了最优的选择。

从世界纺织产业发展格局来看,印度纺织品出口仅次于中国,是印度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中,印度家纺商品的出口贸易额以7%的年均复合增长率由2007年的35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67亿美元,2018年略高一些。

于春海表示,现阶段全球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更多地体现了疫情短中期的影响。如果疫情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很好控制,出现相关的企业破产倒闭了,甚至如果批量破产倒闭,短期内很难再建立起来,订单可能会留在中国更长时间。

中国企业竞争力提升

不过于春海也指出,长期来看,疫情带给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在于供给能力的安全性、稳定性、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而不再仅仅是以成本效率为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减少,国内生产成本急剧上升,环保压力加大,不少中外企业到东南亚设厂。特别是近一两年,在中美经贸摩擦升级背景下,许多企业更希望抵消因此带来的商业风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本就存在的逆全球化现象加剧,美国、日本等国开始加速推动制造业回归本土,个别国家甚至试图在供应链中“去中国化”。

而最终的事实是,中国发挥了稳定保障全球供应的重要作用。根据WTO公布的月度主要经济体货物贸易数据测算,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为12.6%,其中出口份额为13.8%,进口份额为11.3%,同比分别提升1、1.1和0.8个百分点。进出口、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均创历史新高。

于春海表示,在此次疫情中,中国外贸份额之所以能够逆势增长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政府采取的强有力措施安排下,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住了疫情;二是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无可替代”,提供了稳定供给能力的基础。

“从产品结构上看,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防疫相关的纺织品和居家的娱乐、办公相关的设备仍是拉动出口的主要力量,这一类产品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在60%左右。”于春海预计,考虑到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即便把时间拉得更长一些,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是因为在疫情防控中,如果相关的企业破产倒闭,供应能力短期内很难再建起来。中国在此次疫情中的出色表现,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分。

对于目前有观点认为中国全球贸易支配地位强化,于春海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从前9个月的数据来看,中国进出口、进口、出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但也要看到外贸的顺差在减少,这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了。这将是中国和世界关系变化的基本方向。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国家政策作用重新提升

以前国际竞争的主体越来越从国家转向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但是未来一段时间,在前沿的科技创新领域,这样的情形可能会出现回调,国家主体在国际经济竞争的地位和作用重新提升。于春海认为,这个演变过程影响非常深远。

当前,在全球技术创新带动的价值链升级的速度放缓,处于全球价值链中段或者末段的国家希望继续向上游靠近以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同时还有更多新的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这产生了价值链“拥挤”的现象,进而出现了各种各样贸易层面的摩擦纠纷,甚至出现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等等。

“未来一段时间首先要解决国际贸易治理体系的问题,这是当前无论在发达国家内部,还是不同的国家之间都希望实现的。”于春海说,这个时候首先要解决国际贸易治理的问题,建立新规则新秩序,提高贸易分工的包容性。

另一方面,欧美发达经济体、中国等围绕前沿产业的竞争将变得越来越激烈。在这个竞争当中,国家主体的作用和地位开始重新提升和凸显。

“这个选择机制通常跟市场选择机制不太一样。”于春海表示,对于企业而言,在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中,不仅要考虑市场中的竞争和利益导向问题,还要考虑和相关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性。我们技术或者产业处于相对前沿的企业,未来的国际竞争环境可能会不太理想,它们所面临的竞争不再单纯地来自别国的市场主体,很可能还会受到对方各种各样政策层面的干扰。

于春海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贸易也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特定产业链条上的“去中国化”,特别是被夹杂进非经济层面的因素后,会使“去中国化”变得更加泛化,这才是应该关注的重点。

于春海建议,在这一阶段,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对待企业发展要基于相对长期的思维,不急功近利,并不断完善制度规则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这是一个相对长期的工作。短期来看,需要建立防范出现意外中断后的应对预案。这方面需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减税降费等措施推动国内消费需求潜力的充分释放,为关键技术和设备的突破争取时间和空间。

(责任编辑:李显杰 )